1966年的5月25日，一张“大字报”被张贴在北京大学的食堂内。从此之后，中国这所名列前茅的高等学府被卷入特殊历史时期的旋涡之中，十年之内都难以恢复昔日的平静。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后来位居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的聂元梓。1978年，恶贯满盈的她被捕入狱。五年之后，57岁的她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长达十七年的有期徒刑，获得了应有的惩罚。

那么，聂元梓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究竟有多疯狂？她究竟做过什么样的恶，她最终又面临着怎样的人生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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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4月5日，聂元梓出生于河南省滑县。她的兄长聂真，是我党在河南省滑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因此，聂元梓从小便受到了兄长的影响，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投身中国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16岁时，聂元梓便加入了太原市国民师范学校我党和山西国民党军阀阎锡山合作创办的“牺牲同盟救国会”军训，并且在1938年1月加入我党。

1939年，聂元梓被调往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这让聂元梓欣喜若狂。然而，令她倍感苦恼的是：因为自己相比党内的革命元老出生年龄过小，无论是抗日和解放战争的前线，还是后方的革命根据地，建功立业的机会已经为数不多。而在革命运动中青史留名，是聂元梓的毕生所求。这种强盛的功名心，让聂元梓形成了为达目的不惜代价的性格，也为她后来踏上歧路埋下了伏笔。

在延安学习深造期间，聂元梓与时任延安中央党校干事的吴弘毅成婚，这段婚姻对聂元梓日后成为高级干部起着重要的作用。1946年，我党按照黄克诚提出的建议，开展了“经略东北”的军事战略，聂元梓和丈夫吴弘毅追随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来到了遥远的哈尔滨。不久之后，吴弘毅担任哈尔滨市副市长，而聂元梓则担任哈尔滨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处处长等职务。

在长达十余年的婚姻中，聂元梓与初任丈夫吴弘毅一共生育了三个子女，夫妻之间因岁月沉淀下的感情不可谓不深。然而，对于功名心切的聂元梓来说，一旦自己的家庭和婚姻影响到了自己的仕途，那么她就会展现出自己性格里冷漠和残酷的一面。1959年，受庐山会议“反右”的影响，吴弘毅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往基层进行劳改。在丈夫人生的低谷时期，聂元梓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丈夫离婚，抛弃了她的家庭。

由于聂元梓选择与吴弘毅果断离婚，因此聂元梓的仕途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而步步高升。1963年，聂元梓被调往了当时中国位居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在经济系专业学科副主任，但实际上聂元梓对经济学一无所知，她仅仅是凭借与吴弘毅果断离婚的投机行为，才取得了这一次职务。然而，这一次投机行为取得的巨大收益，让聂元梓尝到了甜头，也让她后面的人生选择愈发疯狂。

1964年，聂元梓被调往北京大学哲学系，担任党总支部书记。1966年1月，聂元梓改嫁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的吴溉之。吴溉之是1924年7月加入我党的老党员，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四期学习，与林彪是同学，后参加北伐战争。蒋介石“四一二”清党期间，吴溉之被捕入狱，后被保释出狱后加入贺龙所率的第20军，参加南昌起义。彼时的吴溉之，已经是68岁的高龄，与聂元梓相差23岁。聂元梓想在这段婚姻中得到什么，不言自明。

在与吴溉之结为夫妻的4个月后，特殊的历史时期来临。尽管当时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受到了特殊历史因素的波及，但身为学子象牙塔的北京大学校园，却在特殊历史时期之初相对平静。然而，投机成性的聂元梓却嗅查到了于她而言历史的契机。1966年5月，她会见了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在康生高官厚禄的诱惑之下，聂元梓选择5月25日这一天在北京大学的食堂张贴一张大字报。自此，平静的校园也被卷入到了漩涡之中。

聂元梓的这张大字报，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在聂元梓张贴大字报之初，还有不少师生指责聂元梓应该做好老师的本职工作，不应该让正处于好好读书和学习年纪的学生们卷入他们不该参与的事。然而，在康生的干预下，事态迅速超过了正常的轨道，康生称赞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这让许多不明真相的师生一时间被蒙蔽，陷入到了狂热之中，北京大学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就此陷入停滞和瘫痪。

在北京张贴出特殊历史时期第一份大字报的聂元梓，很快成为了一些不明真相师生眼中的“榜样”和“楷模”，这让蒯大富、韩爱晶等一批北京各大高校的师生纷纷效仿，而年龄最大，同时第一个张贴出大字报的聂元梓，因此被奉为了“五大红卫兵”的领袖，名噪一时。

由于聂元梓处处听从康生、曹轶欧夫妇的安排，因此康生、曹轶欧也给予了功名心切的聂元梓应有的报偿。不久之后，聂元梓被任命为北大“革筹委会主任”，统揽北大各大方面的工作。1966年8月，聂元梓还在康生、曹轶欧的安排下登上天安门城楼，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但是，令聂元梓没有想到的是，受到毛主席接见后的她并没有受到毛主席多少的褒奖，反而受到了主席的一些批评。一辈子识人千万的毛主席，看到了聂元梓是一个胸有抱负，但功名之心过强的人。如果加以引导，不是不可能成就出一番事业。但是如果踏入歧途，那么将会成为国家和个人的遗憾。因此，毛主席建议聂元梓做事要不急不躁，结合实际去办事，并且要求聂元梓应当尽快恢复校园内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秩序。

然而，已成为康生、江青一伙手中傀儡的聂元梓，全然将毛主席的劝告当作耳边风，这让她错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后改变命运的机会。1966年11月，聂元梓在江青的授意下，来到了位于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将原本秩序井然的华东师范大学也搞得满城风雨。对于北京、上海当时高校出现的种种问题，聂元梓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1967年，聂元梓在自己的疯狂道路上更向前进了一步：开始攻击薄一波、安子文等当时的一批革命老同志。然而，聂元梓当时的丈夫——吴溉之与安子文是多年来的革命战友。吴溉之无法忍受自己的妻子聂元梓对待革命老同志施加如此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于是就让子女们劝聂元梓，尽早迷途知返。

然而，聂元梓在受到子女的劝阻后恼羞成怒，随即便将昔日里对她事业上有过帮扶的第二任丈夫吴溉之视作“绊脚石”。1967年，聂元梓授意部分被蒙蔽的北大学生，在深夜到吴溉之的家中，抄了吴溉之的家——而这也是聂元梓自己的家。彼时的吴溉之患有心脏病，哪能经得起这样的风雨波折，一年之后吴溉之因病逝世，享年70岁。

除了让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吴溉之的晚年历经了种种坎坷和挫折外，聂元梓所做另一件疯狂的事，便是让邓小平的孩子：邓朴方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当时，邓小平正处于人生事业的低谷阶段，而身为邓小平孩子的邓朴方也难免受到波及，一度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然而，聂元梓却变本加厉，使邓朴方深陷困境。被逼走投无路的邓朴方最终只能以跳楼这种极端的方式自证清白，但这让邓朴方最终落下了终身残疾，这影响了邓朴方后来一生的命运。

尽管聂元梓在康生、江青等人的蓄意炒作下而名噪一时，然而她在为人处世上的凉薄和对人民群众的倒行逆施，已经激起了相当一部分人对她的愤慨。在多次规劝聂元梓让北京大学的同学恢复正常学习工作无果后，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人决定，另换他人来恢复北京大学的学习工作秩序，聂元梓从此被组织边缘化，不再被委以重任。

1969年，聂元梓被调到了江西鲤鱼洲的北大分校农场参加劳动，从此远离北京大学。陷入事业低谷的聂元梓心有不甘，本想再次借助投机炒作东山再起，然而她很快便得到了应有的报应——1971年，聂元梓接受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行动上的自由。1973年——1975年，她先后被转往北京新华印刷厂和北大仪表厂参加劳动。

1976年，聂元梓的幕后黑手：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团伙最终被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绳之以法，中国从此结束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即将迈入新的时代，聂元梓也深感自己的末日审判即将来临。1978年，我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崭新的改革开放新纪元。而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初，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和对历史罪人的审判被摆在了尤为重要的位置。同年，聂元梓被正式逮捕入狱。

1983年，在对江青等人的审判结果公布之后不久，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等北京的前红卫兵领袖审判结果也随之公诸于世，位于红卫兵领袖之首的聂元梓，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得到了她应有的惩罚。

1986年，聂元梓获得假释，但考虑到她并没有为国家做过什么样的贡献，同时也确实伤害过很多人。因此，初获假释的聂元梓其一没有生活费，其二没有医药费，其三也没有住房，她只能在亲戚家中暂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后来，随着聂元梓年事已高，组织上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考虑，才批准她每个月600块的医药费。

晚年的聂元梓患有心脏病、腰脊椎错位等多种疾病，饱受病痛的折磨——然而，这何尝不是她前半生罪行获得的报应？面对着晚年人生经历的种种挫折，昔日里骄横一时的聂元梓流露出一丝悔恨之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说，我做过很多伤害他人的事，我对不起很多人。

2019年8月，聂元梓因病逝世，终年98岁。